得知了王羁买粮遇到的困难之后，韩擎又忍不住好奇道：“那王爱卿是如何买回来六百万石粮食，又为朝堂赚回来恁地多金银的？”
王羁如实答道：“臣是通过海外中国商人绕开高丽朝廷与日本朝廷从私人那里购买的粮食和贩卖的瓷器……”
原来——
不仅中国有“海禁”，日本也有。
自从藤原氏掌控政权之后便颁布了“锁国令”实行海禁，宋日之间政府交往断绝一度给中国商人带来非常大的麻烦。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宋朝商人才承担起中日沟通的交流重担。
其原因在于日本的自我封锁主要针对日本国民，并不禁止宋商赴日活动，但有诸多限制条件。
比如，同一商队只能三年和日本做一次生意。
再比如，做生意不能同普通百姓交易。
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主要是因为日本上流社会对高档消费品需求巨大。
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商人纷纷以“途中遇到台风，被吹到日本”为借口对禁令进行规避。他们从一年做次生意到一年两次、三次，甚至达到了十几次。
商贸频繁带来巨大的利益，比如日本产的珍珠收购价格是每颗七十贯，贩到宋朝就变成了五万贯，往来一趟利润就是数百倍。
由于宋朝文化处于这个时代领先地位，宋朝的书籍深受亚洲国家的欢迎。
但赵家皇帝并没有唐朝皇帝开明，宋哲宗规定书籍为禁物，交易到外国要判处入狱两年。
这条命令一出却立即繁荣了商业，禁令背后意味着走私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
于是教育、哲学、音乐、书画、科技等方面书籍频繁流入日本，比如《十六罗汉图》拓本，就是这个时候被日僧带回国的。
对日贸易的活跃还推动了华人侨居日本的热潮。九州的博多、越前的濑户港等地在宋商到达之后开始营造住宅、修建佛寺，以此为据点开展商贸。
这些华人侨居社区渐渐有了规模连成片，当地人称之为“唐房”。
那里不仅聚集着商人，而且还有跟随船队渡海谋生的手艺人，甚至还有逃犯。
居住在那里的华侨，不少人组成跨国婚姻，在当地娶妻养子。比如宋商周良史的父亲是宋朝人，母亲则是日本贵族公主。
如此一来，华侨在日本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尤其是在商贸领域——他们不仅人数众多，经营的商品种类也繁多、规模庞大，不仅有金银铜铁，还有茶叶、玩具、雨伞等日用品，其中一部分已经发展到了粮商行列。
这些海商在高丽虽然没有在日本的规模大，但也有不少触及到了粮商行列。
王羁见正途走不通，于是就联系到在日本和高丽的中国海商，通过他们贩卖中国的瓷器和购买粮食。
王羁这次带去的瓷器，很大一部分都是官窑精品，那在日本和高丽绝对是抢破脑袋的存在，注重利益的海商们哪能不红眼？